法律与法律义务关联研究

通过对法律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可以加深对法律义务概念的研究和解释。因为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法律概念的解释就限定了解释法律义务概念的出发点和立场、前进的方向及最后的结论。因此解释法律义务应当从分析法律概念开始。     

论注意义务阻却事由

注意义务阻却事由主要包括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它是传统过失犯理论适应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需要的必然结果，具有缩小过失责任的功能。从国外的情况看，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经由判例逐步占据稳固地位，现被广泛适用。在我国，注意义务阻却事由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形式上的肯定。但事实上，它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发挥着作用。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应当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有所体现。     

论破产法上的数人管理人

管理人是否为数人应依不同情况而定。数人管理人可以满足破产法的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需求。在数人管理人的职务执行方式上，综合考虑各国不同的立法例，共同执行说、单独执行说与折中说均不妥当，也不宜完全自由协商，应该分别规定法定的共同执行事项与单独执行事项，其余事项方可自由决定。数人管理人的民事责任应该与管理人更换的情况相区别，以连带责任为原则，以自己责任为例外。     

对职务犯罪批捕权上提一级后的现实思考

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试行的职务犯罪批捕权上提一级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下级检察机关怠于行使侦查监督职责,侦、捕、诉衔接不畅影响案件质量,承担错案责任主体不明确,上级检察机关的不捕决定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因此,上下级检察机关要健全机制履行侦查监督职责,建立上下畅通、左右联动的侦、捕、诉衔接机制保证案件质量,要完善考核标准,厘清错案责任,要对上级检察机关的不捕决定实行备案审查制度。     

对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理论基础的思考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证据法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在该问题技术上的研究多于理论上的探索,似乎在该问题的理论基础上已有广泛的认同,即对义务论的认同,然而义务论会带来诸如主体工具之说,自由功利之说的许多困惑,相反,权利论却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如果尝试从权利论的角度解读证人作证制度,或许会有所收获。     

民事责任与义务的界分问题再思考

民事责任是违反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之通说不能妥当解释责任的强制性问题,而将义务与责任划分的界线确定在裁判文书生效时,方可将责任与强制性直接联系起来。裁判文书生效之前当事人所负担者均应定性为义务,对此还应当以义务违反时为界再划分为原本义务和后发义务。违反原本义务所直接产生的后果只是对其更不利益的后发义务,而尚非得被强制承担的责任,经生效司法裁判确定后方可谓之责任;违反原本义务者在经生效司法裁判确认之前仅是＂责任嫌疑人＂,之后才可谓之＂责任人＂。因此,民事责任应界定为：民事主体确定地违反民事义务或者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得被强制承担的法律后果。     

论政府的文化责任

文化责任应成为政府担负的重要责任。文章认为,文化责任是政府在行使职能与服务中所具有的文化精神,并由此体现和形成的文化价值与理念、文化形象与导向,通过文化执行能力和管理能力,形成促进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政府的文化责任对社会是一种指示和标志性的行为,它与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状态和社会经济发展共同形成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     

性权利与婚姻的冲突与衡平

婚姻是对性的某种束缚,配偶权与性自主权之间存在固有的张力和冲突。平衡配偶权与个人性权利的关系,不仅要考虑到个体的自由,也需要捍卫婚姻的合理价值。为此,强化配偶间的忠实义务、同居义务的同时,对非婚性行为、婚外性行为适度宽容和规范,改革离婚法,以促进个体的性权利的实现。     

关于警务危机干预理论与实践探讨

警务危机干预理论和技术是公安机关做好群众工作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它可以大大缓解矛盾激化而可能引发的恶性事件、案件的发生，也可以提高公众心理危机认知水平，预防心理障碍和疾病的发生，以积极健康的心态适应社会环境，化解因社会矛盾而引发的心理困惑．减少不必要的对抗和冲突．引导并创建祥和文明的社会，是新时期探讨警务工作机制的又一重要工作方式。     

孝、心安与法院判决中的“精神赡养”

传统社会中的孝包含养和敬两方面内容。现代社会,法律主要通过关于赡养费的规定来实现养的部分。近几年法院试图通过判决子女的探望义务,即精神赡养来实现敬的内容。但精神赡养离传统中的敬还有一段距离,因为孝的实现必须有相关制度加以保证。传统社会中,孝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不仅有礼作为制度化的表现,而且有法为其提供赖以存在的条件。礼和法不仅实现了孝中的养,而且促成了孝中的敬。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精神赡养并不能真正实现孝所要求的敬的内容。